Published on 13-05-2021
好的電影能捕捉到城市跳動的脈搏，畫出動人的人文風景。香港資深影評人黃愛玲曾感嘆，看王家衛的《重慶森林》有一種「炎炎夏日躲進酒吧」的清新感。那麼看伊朗導演穆罕默德．拉穌羅夫的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（There is no evil，2020），就像在冬日寒霜裡，烈酒一飲而盡的凜烈、冷峻而隽永。
片長150分鐘的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由四個人物故事組成，每則故事宛如短篇小說的精品，濃縮精煉地截取人物的生活片段。故事與故事間又環環相扣，拼出一個更大的生命藍圖，繼而作出有力的拷問：死刑與道德。
社會應否以死刑懲罰罪犯？美國導演提姆．羅賓斯的《死囚168小時》（Dead Man Walking，1995）有深刻的探討。但若然法律制度本身有缺陷，又不得不遵守而成為劊子手的我們，如何面對接下來的人生？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告訴世人：施刑者比死囚更害怕面對死亡，活下來比死去更痛苦。
因拍攝民眾抗議總統連任的紀錄片，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，2010年拉穌羅夫被判入獄6年，禁止電影拍攝20年。種種經歷讓他明白，強權下人民如何失去話語權。「在這國家，你要麼就被打壓，要麼就當打壓者。」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在禁拍令下拍攝，電影中不乏精警的對白，顯示拉穌羅夫並非憤世嫉俗的「暴徒」，而是看透世情、深謀遠慮的時代記錄者：
- 「我不想流血，但如果有必要，我會殺死強迫我處決某人的人。」
- 「法律沒有絕對的對與錯，但沒有法律就無法無天。如果不同意法律，就成為能修改法律的人。」
- 「你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嗎？法律是有權勢的人制定的。如果法律是錯的，為什麼不拒絕？你的力量來自拒絕。」「如果拒絕了就會毀掉我的人生。」
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數據，2017年全世界記錄在案的處決中，一半以上發生在伊朗，伊朗成為動用死刑比例最高的國家。此後人數有所下降，但仍以超前的速度殺害人民。缺乏足夠的專業劊子手，服役中的士兵被逼推上行刑場，若拒絕便會失去公民權利。可以說，當權者把國民成為沾滿鮮血的共犯。
伊朗是一個伊斯蘭教統治的國家，但有約52%的人口是波斯民族，官方語言是波斯語。更有趣的是，經歷1979年革命，民眾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國，國家格言「獨立，自由，伊斯蘭共和國」，現實卻被評為「真主至大」。雖然擁有民選制度，但隸屬於神權政體，政教合一，總統必須為土生土長的什葉派，穆斯林族群坐擁議會的大多數議席。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限制文學和電影的發展，異見人士容易招致嚴酷的政治打壓。有評論指「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」。
同樣身困禁拍令的伊朗導演約化．巴納希，以內斂幽默的語言拍攝了《伊朗的士笑看人生》和《這不是一部電影》，展現中東地方不為人知的一面。拉穌羅夫卻依然直腸直肚，運用不少特寫鏡頭，直接剖開人物的內心世界。〈那裏沒有惡魔〉：一個中年大叔，家庭美滿卻總帶著幽幽的眼神。〈她說你做得到〉：一個戇直少年士兵驚恐慌張地逃離監獄。〈生日〉：克服恐懼成功行刑又如何？赫然發現女友一家是反死刑陣線成員，甜蜜的眼神驟變迷惘。〈吻我〉：醫生躲在荒野養蜂，生命倒數階段希望認回女兒，女兒能否接受父親因道德而放棄親情？
儘管我們可以若無其事地過最平凡的日子，但當血腥與暴力早已走進日常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容易支離破碎。鏡頭下，伊朗的城市與郊野美麗動人，但不安與罪疚螫伏在記憶深處，像一片片落葉，圍繞這片土地，與它共存。醫生走在黃土下孤獨的身影，揭示反抗需要負起沉重的代價。
陰暗下仍有陽光，絕望下仍有希望。不畏恐懼參與製作的幕前幕後，還有發現拉穌羅夫的警察，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默默地支持電影拍攝。在不自由的時期，伊朗電影突破枷鎖和限制，逆境中拍出意義深遠的作品。香港人，當我們垂頭喪氣要離開，不如靜心想想，每個人都能以自身微小的力量作出改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