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影畫時光】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:你的力量來自拒絕

好的電影能捕捉到城市跳動的脈搏,畫出動人的人文風景。香港資深影評人黃愛玲曾感嘆,看王家衛的《重慶森林》有一種「炎炎夏日躲進酒吧」的清新感。那麼看伊朗導演穆罕默德.拉穌羅夫的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(There is no evil,2020),就像在冬日寒霜裡,烈酒一飲而盡的凜烈、冷峻而隽永。

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(There Is No Evil, Mohammad Rasoulof, 2020) 獲得第70屆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。被禁止出境的拉穌羅夫無法前往領獎,由女兒代領。

片長150分鐘的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由四個人物故事組成,每則故事宛如短篇小說的精品,濃縮精煉地截取人物的生活片段。故事與故事間又環環相扣,拼出一個更大的生命藍圖,繼而作出有力的拷問:死刑與道德。

社會應否以死刑懲罰罪犯?美國導演提姆.羅賓斯的《死囚168小時》(Dead Man Walking,1995)有深刻的探討。但若然法律制度本身有缺陷,又不得不遵守而成為劊子手的我們,如何面對接下來的人生?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告訴世人:施刑者比死囚更害怕面對死亡,活下來比死去更痛苦。

因拍攝民眾抗議總統連任的紀錄片,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,2010年拉穌羅夫被判入獄6年,禁止電影拍攝20年。種種經歷讓他明白,強權下人民如何失去話語權。「在這國家,你要麼就被打壓,要麼就當打壓者。」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在禁拍令下拍攝,電影中不乏精警的對白,顯示拉穌羅夫並非憤世嫉俗的「暴徒」,而是看透世情、深謀遠慮的時代記錄者:

  • 「我不想流血,但如果有必要,我會殺死強迫我處決某人的人。」
  • 「法律沒有絕對的對與錯,但沒有法律就無法無天。如果不同意法律,就成為能修改法律的人。」
  • 「你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嗎?法律是有權勢的人制定的。如果法律是錯的,為什麼不拒絕?你的力量來自拒絕。」「如果拒絕了就會毀掉我的人生。」

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數據,2017年全世界記錄在案的處決中,一半以上發生在伊朗,伊朗成為動用死刑比例最高的國家。此後人數有所下降,但仍以超前的速度殺害人民。缺乏足夠的專業劊子手,服役中的士兵被逼推上行刑場,若拒絕便會失去公民權利。可以說,當權者把國民成為沾滿鮮血的共犯。

伊朗是一個伊斯蘭教統治的國家,但有約52%的人口是波斯民族,官方語言是波斯語。更有趣的是,經歷1979年革命,民眾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國,國家格言「獨立,自由,伊斯蘭共和國」,現實卻被評為「真主至大」。雖然擁有民選制度,但隸屬於神權政體,政教合一,總統必須為土生土長的什葉派,穆斯林族群坐擁議會的大多數議席。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限制文學和電影的發展,異見人士容易招致嚴酷的政治打壓。有評論指「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」。

同樣身困禁拍令的伊朗導演約化.巴納希,以內斂幽默的語言拍攝了《伊朗的士笑看人生》和《這不是一部電影》,展現中東地方不為人知的一面。拉穌羅夫卻依然直腸直肚,運用不少特寫鏡頭,直接剖開人物的內心世界。〈那裏沒有惡魔〉:一個中年大叔,家庭美滿卻總帶著幽幽的眼神。〈她說你做得到〉:一個戇直少年士兵驚恐慌張地逃離監獄。〈生日〉:克服恐懼成功行刑又如何?赫然發現女友一家是反死刑陣線成員,甜蜜的眼神驟變迷惘。〈吻我〉:醫生躲在荒野養蜂,生命倒數階段希望認回女兒,女兒能否接受父親因道德而放棄親情?

儘管我們可以若無其事地過最平凡的日子,但當血腥與暴力早已走進日常,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容易支離破碎。鏡頭下,伊朗的城市與郊野美麗動人,但不安與罪疚螫伏在記憶深處,像一片片落葉,圍繞這片土地,與它共存。醫生走在黃土下孤獨的身影,揭示反抗需要負起沉重的代價。

陰暗下仍有陽光,絕望下仍有希望。不畏恐懼參與製作的幕前幕後,還有發現拉穌羅夫的警察,把手指放在嘴唇上,默默地支持電影拍攝。在不自由的時期,伊朗電影突破枷鎖和限制,逆境中拍出意義深遠的作品。香港人,當我們垂頭喪氣要離開,不如靜心想想,每個人都能以自身微小的力量作出改變。

相信美好的事物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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