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時常在閱讀】《被壓抑的天才》:錢鍾書

Published on 06-09-2020

★錢鍾書一百一十歲冥誕紀念新版
★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．推薦序

楊絳致湯晏函：「您的《錢鍾書傳》快要出版了，我向您賀喜。您孜孜矻矻為他寫傳，不採用無根據的傳聞，不憑『想當然』的推理來斷定過去，力求歷史的真實；遇到不確切的事，不憚其煩地老遠一次次來信問我，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。我很佩服您這種精神。」

錢鍾書是一個現象級人物，美譽環繞：「民國第一才子」、「文化崑崙」、「學貫中西」；余英時稱他是「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」，清華師友都說他是「天才」。但這樣一個天才，曾有長達三十年時間，在兩岸湮沒無聞，直到八〇年代臨老才獲得應有重視。時代為何辜負了他？本書作者湯晏先生，秉持史家作傳嚴謹精神，以簡潔流暢之筆，勾勒錢鍾書一生命運流轉，前半部敘述其秀異天賦的展現，後半部講他在極權統治之下，天賦異稟卻無法發揮，淪為「被壓抑的天才」。

錢鍾書出生於一九一〇年江蘇無錫書香世家。一年多後，溥儀退位，中國兩千年帝制瓦解，顛簸走上成為現代國家的荊棘之路。降生在此重大歷史節點的錢鍾書，其人生轉折乃至著述軌跡，均與現代中國連番巨變緊繫相連。他大學讀清華外文系，後又遠赴英國留學、法國遊學，是因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已不能只懂傳統舊學，必須掌握西學。匆匆由巴黎返國，是因中日戰爭愈趨白熱，惟恐回不了家。寫《談藝錄》，是因珍珠港事變後上海落入日軍手裡，他被困淪陷區，欲紓憂患心思。《圍城》之後再無小說問世，是因一九四九年他選擇留在新中國，政治肅殺氣氛漸重，創作變得太危險。八〇年代掀起「錢鍾書熱」，則是因文革結束、思想解禁，他的舊作終得重新出版，迴響廣大。錢鍾書與現代中國，兩者命運實互為倒影。

本書原名《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》（2001），今年（2020）是錢鍾書一百一十歲冥誕，特推出增訂新版，以饗讀者。湯晏先生與錢鍾書夫婦長年書信往返，孜孜矻矻求證，這既是作者「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」（楊絳語）忠實態度的明據，也為後繼錢學研究者留下珍貴史料。

節錄：引言

我接觸錢鍾書的作品很早，回想我尚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的時候，某日放學回家，一位同學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書，打開一看，是錢鍾書寫的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。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，我囫圇吞棗，很快把它讀完。現在想起來，在當時我未必能夠懂得欣賞作者的睿智與文采。譬如，該書第一篇《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》就是一篇趣味雋永、意義深長的散文，借魔鬼夜訪錢氏和作者的一段對白，針砭時弊，隱寓嘲諷。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當推《讀〈伊索寓言〉》。也許是故事最迎合十幾歲大孩子的心理，我讀完後，還把全文抄錄在日記本裡，當時就認為作者才氣很高，文字俏皮。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，不久中共建立政權，國民黨退處臺灣，痛定思痛，想要找出失敗的原因（原因當然有千百種），最後得出一個結論：打敗國民黨的不僅僅是解放軍，知識份子也有份。這個結論正與19世紀英國學者布林沃–利頓（Edward Bulwer-Lytton, 1803—1873）的名言「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」（筆之力甚於劍）的說法不謀而合。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想法，所以，所有大陸的作家的作品在臺灣都被視為禁書，即使沈從文、錢鍾書等人毫無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。從此在臺灣就看不到錢鍾書的作品了。

20世紀60年代中期，我去美國讀書，某日在紐約華埠友方書店看到一冊香港盜印的錢著《寫在人生邊上》，如見故人，很是高興，就買了下來。後來也陸續看到錢著的其他盜印本，如《人．獸．鬼》、《圍城》及《談藝錄》等，也一本一本地買來細讀，對錢鍾書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後來萬萬沒有想到，1979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訪問，我在紐約拜見了這位心儀已久的江南才子——錢鍾書先生。確切的時間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時，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懇德堂（Kent Hall）四樓會議室。在夏志清先生為他安排的座談會上，我就坐在錢先生對面。這個座談會是很精彩的。錢先生講得一口流利而帶有英國腔的英語。事前沒有準備（也無從準備），可是他口才很好，有問必答，絕無冷場，妙語如珠。正如夏先生事後對人說：「錢鍾書表演了兩小時，滿堂熱烈鼓掌。」那年錢先生游美在東西兩岸學術界風靡一時。錢先生在《論文人》（收入《寫在人生邊上》）一文中說，「卡萊爾在《英雄崇拜論》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」，現在錢鍾書在我們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觀。

錢先生游美返大陸後，我們經常通信，我屢獲錢先生贈書，後來幾乎成了「錢迷」。那時我就有給他寫一本傳記的念頭，可是沒跟他提起，倒是我常常對朋友說，「我要為錢鍾書立傳」，這話當初說了好幾年，一直沒有動筆。光陰荏苒，二十年過去了。二十年來變化很大，錢鍾書從一個被冷落的人而變成「印第安人」（紅人）——一個熱門人物。他的作品如《圍城》等書不僅在大陸再版，且在臺灣出版，有關錢鍾書的書充斥坊間。過去二十年我讀遍了海內外所有有關錢鍾書的著作——從胡定邦及胡志德（Theodore Huters）的博士論文到大陸出版的張文江和孔慶茂的《錢鍾書傳》，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譯《管錐編》。我深深覺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論文太偏重於學術研究，而大陸出版的錢鍾書傳記也有些框框，有框框就有忌諱，就不能暢所欲言。胡適說得好：「傳記文學寫得好，必須能夠沒有忌諱，忌諱太多了，顧慮太多，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。」

錢鍾書晚年纏綿病榻，於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。故人凋零，不勝悲懷，更使我追念這位中國「當代第一博學鴻儒」。為了實踐二十年前許下的私願，我決心為錢先生寫一部「可靠的生動的傳記」。埃裡蓬（Didier Eribon）為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作傳時一開頭就說：「寫福柯傳是不好寫的。」因福柯是一思想家，且著作等身。寫錢鍾書傳也一樣不好下筆。錢鍾書出版的書照西洋標準不算多，算不上「著作等身」，但他學貫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思想敏銳，尤好諷世，所以有些話雖然他說得貌似平淡無奇，但卻發人深省。即使他寫的散文隨筆，也都是雋永意縱，涉筆成趣，差不多每一則都是好文章，且有至理存焉。所以錢鍾書傳不是那麼好寫的。

本文節錄：《被壓抑的天才：錢鍾書與現代中國》